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公共卫生首先要姓公
瞭望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公共卫生首先要姓公
◇“社会对公共卫生不像对临床医疗那样有敬畏心，都觉得公共卫生很简单、谁都懂、谁都能改。”
◇“传染病暴露出来后，发现传染病的人应该被表扬，但如果现实是很可能遭批评，那这是不是无异于鼓励掩盖？”
◇“现实是哪怕你提出的公共卫生对策建议非常有效也不行，没有论文就无法晋升、评奖。”
曾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
2003年SARS期间，曾光最先提议关闭当时疫情严重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又是他首先建议设立小汤山医院。凭借在公共卫生对策研究上的深厚学养，当年4月28日，曾光受邀到中南海讲解SARS防治。
1946年出生的曾光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再度出山。他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在1月20日即公开呼吁“现在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为疫情防控留下真知灼见。
尽管建言献策屡被采纳，搞了一辈子公共卫生的曾光仍不免失落：“社会对公共卫生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他甚至还会着急：“公共卫生以往多次改革，效果并不好。”
5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并提出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我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下称疾控体系)主要由国家级、省级、设区的市级和县级四级疾控机构组成，承担着公共卫生中一部分核心专业职能。
疾控体系究竟应该怎么改？疾控体系改革又会不会牵动更全面深刻的公共卫生改革？《瞭望》新闻周刊就此采访曾光。
对疾控的贡献认识“不充分” 期望值却“非常高”
《瞭望》：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能听到很多临床医生的声音，但作为“主角”的疾控人，似乎发声并不太多。
曾光：疾控人发出的声音太少了。
《瞭望》：你如何评价疾控人在疫情中的表现？
曾光：我觉得表现相当出色，立下很多功劳。可惜媒体报道不够充分，社会对疾控的贡献认识不足。
比如，到现场调查的是谁？是疾控人。又是谁揭示了疾病的自然史？也是疾控人。是谁发现这种病在潜伏期就有传染性？还是疾控人。还有，是谁提出这种病的潜伏期是14天？仍然是疾控人。要知道，14天这个标准已经是一个世界性标准。此外，也是疾控人率先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相关情况，并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引起国际重视。这些都是疾控人做的工作。
《瞭望》：你觉得媒体对疾控人的贡献报道不充分的原因是什么？
曾光：这跟我们疾控系统的纪律有关，纪律不允许我们向媒体表达，有了委屈、受到冤枉，也不能透过媒体去向社会解释。
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公共卫生不受重视。这也是这次疫情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应该说，长久以来，搞公共卫生的人地位不高，甚至可以说比较弱势，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与此同时，社会对疾控人的期待又很高，恨不得要求疾控人一到现场就能马上弄明白原理，赶紧把疫情控制住。
实际上，社会对疾控人的贡献认识不充分也好，对疾控人的期望值非常高也罢，都反映出社会对公共卫生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也因为如此，我对疾控这支队伍在待遇不高、社会理解不够的情况下，只要国家需要、人民需要就挺身而出、忠于职守，感到非常骄傲。他们跟临床医生一样，也是在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
《瞭望》：作为一位资深疾控人，你对自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份子非常骄傲对吗？
曾光：当然。我从来都认为，公共卫生不光是我们疾控人的职业，更是我们的事业。职业和事业是有区别的。如果你只是把工作当成一个饭碗、一个职业，我相信你做不到全身心投入。只有把它当成一个事业，你才会把自己平时的待遇有多低放在脑后，才会全身心投入。
但是我说的这些，因为大家对疾控这份事业、对疾控人的工作了解太少太少，所以很多人并不理解。我觉得他们应该得到更多尊重。
当然，我国这次抗击疫情胜利主要还是胜在我们的体制优势上，胜在正确的防控对策上。
如果从2003年SARS算起，我们在17年里已经应对了3次大的传染病流行，当然会形成一些经验。但我们对SARS的经验教训还需要更好总结。
“把公共卫生改革 作为医改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不了解公共卫生的表现”
《瞭望》：如何更好总结SARS等传染病防治的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