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实践与军事思维变革
战争实践与军事思维变革
【讲武堂】
正如人们对智慧的不懈追求一样，亘古以来，人们同样从未放弃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和认知。战争认知是关于战争领域矛盾运动一般规律的学说，是关于战争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全部军事理论及战略筹划的基点，具有导向功能。在当前军事变革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智能化战争即将登上战争舞台的时刻，如何创新思维、认知现代战争，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
叩问战争 艺术抑或科学？
战争是艺术还是科学？这一问题颇难回答。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战争中的一切行动都仿佛是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进行的……必须靠才能去推测，或者靠幸运去解决”。的确，时至今日，战争仍被一些人认为如艺术般难以琢磨，因为，战争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像艺术家的灵感；战争实施的过程具有复杂性，像艺术创作的过程；战争的结果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像艺术品的完成。
然而，随着战争工具的不断改进，人类对战争的承受能力愈发脆弱，迫切需要科学地认识战争规律，以阻止战争的发生。因此，对战争的科学解读就成了不少军事家热衷的事业。出生于意大利的拉伊蒙多·蒙特库利科伯爵是最早以科学的视角看待战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之一。他认为，战争科学与其他科学一样，都是一门力图使普遍规则和基本原理战胜人的主观经验的学问。此后出现的著名战争理论流派如几何学派、数学学派等，都试图用科学的方法对战争做出规律性的解读和指导，虽然各有优劣，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争作为可量化研究对象的科学属性。
事实上，从战争实践来说，其科学性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首先，战争力量的准备是可计量和十分明确的。任何军队在投入战争之前，都要经历兵员征召、军事训练、武器生产、物资投送等流程，每个流程目前几乎都有专门的学科进行系统化研究；其次，战争力量的运用是可控的。在何种情况下运用何种兵力、运用的数量和范围、以何种方式运用等，都有规律性的结论作为指导，进而可以由指挥员进行决策和控制；最后，战争效果的评估是有理可循的。对于战争经济效益的评估，有战争经济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对于战争政治效果的评估，有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理论作为支撑；对于战争社会效果的评估，有社会学理论及其调查方法可供运用。
显然，从上述角度来看，战争有其科学性的一面。当现代科学技术的光芒照亮了战争的每一个角落，传统谋划决策中的“艺术”开始走向“科学”。时至今日，无论是作战决策的思维方法，还是组织控制的物质手段，无不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开始由单纯的“权谋”向“器良技熟”转变，更加强调运用数理科学，特别是各种新兴科学方法和先进技术去研究指导战争。
厘清有关战争是艺术还是科学的命题，有助于我们树立对战争认知应有的科学思维。作为人类社会最高形式的暴力，战争始终与人类文明发展紧密相随。以战争为主轴展开的军事领域，任何发展都镌刻着时代“烙印”。人类总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以特定的思维方式来描述时代的变革，形成与一定时代相适应的思维范式。军事思维变革从根本上说无疑是时代变革的产物。与原始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方式相适应，形成了以木石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军事思维方式；与农业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方式相适应，形成了以步骑对抗和火器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军事思维方式；与工业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方式相适应，形成了以机械化作战平台为主要特征的军事思维方式；与信息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方式相适应，形成了以信息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军事思维方式；与智能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方式相适应，也必将形成以智能化体系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军事思维方式。
机械化战争时代 战争实践与数学思维相结合
恩格斯指出：“人类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就以什么样的方式作战”，机械化工业生产向军事领域的快速渗透，颠覆了战斗力的生成与释放规律。机械化战争在机械思维、平台思维及数学思维的推动下，开始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重塑人们固有的战争认知。
今天，我们提及机械思维，许多人头脑中立刻闪现的是死板、僵化与落后。然而，在两个世纪之前，它是一个极具“革新”意蕴的词汇。17世纪，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家普遍认为自然和钟表之间存在某种同构性。世界都像一架“时钟”，军事系统就更像“时钟”了，简单直接，因果明了。18世纪的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亨利·劳埃德少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与所有机器一样，是由各种元件构成，军队的战斗力首先取决于各种元件，其次取决于这些元件的组装方式……只有这样构造，整个机器才完美无缺。”机械思维的更大影响力是作为一种准则指导战争行为。它将战争看作是一台没有生命力的机器，运用机械思维中的“确定性”和“因果关系”把战争细分成若干个阶段步骤和细小领域，并通过子系统完成作战任务的叠加及达到预期作战目的。可以说，在机械化战争时代，战争进程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机械思维主导。然而，随着人类认知的跃迁，人们发现世界本身存在着巨大不确定性，因此，到了信息化时代，其局限性也就越发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