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完李侠，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演完李侠，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扮演李侠，是一次挑战、一次洗礼、更是一笔财富，给我二十多年的舞蹈艺术生涯和三十多年的生命经验，都带来了强烈而持久的影响。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曾多次参观走访城市里的“红色地标”，如中共一大会址、淞沪抗战纪念馆、龙华烈士陵园、李白烈士故居等。那时的我，深深地为新中国的革命者和建设者们的光辉事迹所震撼，却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在热爱的舞台上塑造英雄、英烈，有机会和一个伟大的灵魂进行“对话”，再把革命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

　　刚开始进入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创作时，我遭遇过很多未曾想到的困难。这是一次立意新、难度大、要求高的创作任务，我习惯性地用旧有的程式来表现人物，却没能得到导演的肯定。首先，按照剧情，李侠有着多重身份，他是地下党员，也是报馆职员；他是丈夫，也是一个准父亲。我既要诠释好人物的每一面，又必须统一在一个形象总谱中。其次，我的身体表达还不太像一个战士那样干脆利落、矫健有力，而是偏向于浪漫、唯美。全剧采用富有动作张力、快速的当代舞，这不是我的优势。同时，一些情感表达段落，总觉得不够自然感人。  

　　自2009年成为上海歌舞团的首席演员以来，我在业务上一直备受肯定，也积累了相当多的舞台经验，但这一切却在这次的创作中有些“失灵”。在这样的情况下，排练场上的我每天都情绪低落，惴惴不安。

　　导演提醒我，必须走出创作的“安全区”，潜下心来，成为“一张白纸”，才有可能实现突破。

　　我照做了，没想到这却给了我契机，使我真正地走近李侠。

　　我静下心来，从头去认识李侠这个人物的原型——李白烈士。我多次探访李白烈士故居，简陋至极的家具，嘎吱作响的楼梯，不到两平方米的小阁楼，这就是他在上海生活工作的地方。我阅读历史资料和李白烈士的信件、家书，领略他的人生轨迹，感知他的思想和心情。此外，经典红色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孙道临先生那坚毅而不失儒雅的形象让我过目难忘。谍战电影《风声》中，地下党人果决又有谋略的言谈举止给了我诸多灵感。带着这些积累，再读舞剧剧本，我不由地想，潜伏的日子里，李白烈士一定非常敏感、警惕，每天如同在刀尖上行走，时刻小心翼翼。可是当他回到家，见到妻儿，会放松下来，夫妻俩一起建构着简单平凡的幸福，这对于他来说一定是非常美好的时分。

　　初步把握好了人物的方向和质感，我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我生长在一个快节奏的大都市里，习惯了当下种种优渥的生活，并觉得理所当然。看到李白烈士为了完成潜伏事业，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在他乡隐姓埋名，我深受感动，但在内心深处，有时不免觉得离自己的生活有些遥远。李白烈士就义时不过39岁——只比现在的我大两岁，一方面，我觉得我们是同龄人，心态和阅历上应该比较容易向他靠近；另一方面，又觉得成长在和平年代的我，要真正走进烈士的精神世界，并不容易。

　　某次很平凡的排练，给了我启迪。

　　为了提升身体表达，我不时会向团里的95后演员讨教现代舞技巧，我自嘲地想，光阴似箭，年轻的他们，年龄正等于我的舞龄——原来，我也在舞蹈这块艺术领域坚持耕耘了20多年了！我一直在坚持跳舞，有过痛苦和迷茫，但没有放弃、没有退缩，我爱舞蹈艺术，希望在台上跳到跳不动为止，所以我坚持不懈。这一刻，我想到了李白烈士。他爱家人、爱战友，他希望他们生活在美好自由的蓝天之下，正如他对兰芬说：“带着我们的孩子，走向新中国。天就快亮了！”正是这份希望，使他的信仰更加坚定，正是这热爱，让他坚持下去，哪怕是选择自我牺牲的道路。我对于舞蹈的热爱，当然不能和李白烈士的家国大爱相比；但我至少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并诠释英雄对信仰的坚守。

　　我做好了业务上和思想上的一切准备，再次全心投入到对角色的创作中，渐渐觉得打通了关卡。为了给人物找到一个心理支撑，我活用了道具眼镜，作为李侠在伪装、思考、下决心时候的外化行动。为了赋予李侠与众不同的行为逻辑，我尝试用“克制”的方式来处理强烈的情感场面，极少煽情和外放，探索在有限的反应中如何倾注情感和能量。为了抒情场面舞蹈的完成度，我和搭档朱洁静排练了大量的双人舞动作，尽管最终只有一部分呈现在舞台上。排练和演出很辛苦，但是想一想革命先烈，便觉得我们的付出不算什么，我们还可以奉献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