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影视剧进入2.0时代 崭新叙事语法与Z世代产生共鸣

　　电影《1921》 《革命者》、电视剧《觉醒年代》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让人们看到，主旋律影视剧已进入青春编码2.0时代

　　崭新的叙事语法与Z世代产生共鸣

　　借助青春面孔呈现革命英雄的叙事方式承袭了“新主流”大片的美学惯例，于是我们看到《觉醒年代》中张晚意饰演的陈延年、马启越饰演的陈乔年，《革命者》中章若楠饰演的李星华和《1921》中刘昊然饰演的刘仁静(顺时针方向)等，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刘润坤 张慧瑜

　　今年以来，电影《1921》《革命者》、电视剧《觉醒年代》等一大批主旋律影视佳作以方兴未艾之势实践着文艺献礼的光荣使命。借助青春面孔呈现革命英雄的叙事方式承袭了“新主流”大片的美学惯例，于是我们看到《1921》当中刘昊然饰演的刘仁静、王俊凯饰演的邓恩铭，《革命者》当中章若楠饰演的李星华、彭昱畅饰演的张学良，《觉醒年代》中张晚意饰演的陈延年、马启越饰演的陈乔年等等，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不过，青春编码不仅意味着演员外表的年轻靓丽，英雄形象的青春化书写以及青春片、偶像剧的类型要素，更意味着以青春为中介，缝合宏大叙事与个体认同之间的罅隙，从而增强主流叙事的感召力。从这一角度上看，以《1921》《革命者》《觉醒年代》等为代表的新一批主旋律影视作品无疑具有界碑式的意义，与以往相比，它们的“破圈”彰显着作为认同中介的“青春”从内涵到机制都发生了重要转变，意味着主旋律影视进入青春编码的2.0时代。

　　青春编码的新阶段，其突出特点在于青春之于史实和作品的内生性，通过人物形象传达的朝气蓬勃时代精神与国家形象

　　以青春编码重写革命历史，是自“建国三部曲”而开启的主旋律美学新范式，偶像明星的介入增强了影像文本的娱乐性和传播性，使得影片一改以往主旋律叙事的悲情风格，昂扬而富有生机，主旋律以此成功“破圈”、获得商业上的极大成功。此后，主旋律影视剧逐渐打破“有主旋律之名，而无主流之实”的尴尬局面，转而成为“新主流”。

　　这一美学范式在“建国三部曲”当中的具体呈现方式则是“全明星阵容”：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到《建军大业》，每部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位明星出演，呈现出年轻化、偶像化的趋势。普通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享受到“数星星”的快感，更有不少粉丝由于偶像的出演而走进影院。彼时的偶像明星不仅是票房的保障，更是观影快感和认同感的载体。偶像明星的出演建立起有效的认同机制，对于成长在时代红利当中的“90后”“00后”而言，虽然革命经验遥远而陌生，但通过这套机制，他们仍然能够经由认同偶像而认同其扮演的历史人物。

　　上述认同机制的成功来自对偶像工业、粉丝经济等青年亚文化的有效借用和倚重。认同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偶像明星的个人魅力，而魅力的建构遵循的是明星工业和粉丝文化的逻辑。这就意味着，作为中介的青春编码对于主流叙事而言尚未形成独立的语法结构，必须借助外在力量才能获得观众认同，偶像明星年轻的身体及其伴随的个人魅力则承担了认同中介的作用。问题在于，遵循粉丝文化逻辑的偶像魅力既外在于历史事实又外在于影片文本，以此为媒的认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指向主流叙事诸如增进历史体认、唤起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等原初意图？其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评论界对当时此类影片的诟病，例如叙事缺乏深度、类型元素喧宾夺主等等，从根本上讲根源都在于此。

　　如果将“建国三部曲”看作主旋律青春化探索的1.0阶段，那么《觉醒年代》在今年的热播让我们欣喜地看到青春编码的新阶段，其突出特点在于青春之于史实和作品的内生性。《觉醒年代》的青春并不完全意味唇红齿白的偶像演员和风华正茂的历史人物，更是通过人物形象传达的朝气蓬勃时代精神与国家形象。全剧以《新青年》杂志的创业史为主要线索，勾连起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与“建国三部曲”不同， 《觉醒年代》的情节更加丰满、人物更加立体，更重要的是类型元素并没有喧宾夺主，而是烘云托月般地突出全剧的主角——年代。古老中国在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潮的动态角力当中逐渐觉醒，开始焕发出勃勃的新生机。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论是中年的陈独秀、章士钊，青年的李大钊、胡适、毛泽东、周恩来，还是少年的陈延年、陈乔年，甚至是年逾不惑的蔡元培，所有人物的行动统摄在为中国寻找出路这样一个大理想之中，共享着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澎湃激情。这样，个体成长与国家新生之间形成同构关系，既摆脱了浪漫主义叙事，又没有落入人道主义家庭伦理剧的窠臼，而是将个体叙事嵌入国家叙事，个体的热血求索既讲述着时代的觉醒，又塑造着国家的青春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