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陷入“生育陷阱” 东北低生育困局待解

　　东北低生育困局待解

　　近日，东北低生育的困境引发关注。

　　其实，早在20年前，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东北三省就已坠入学者口中的“生育陷阱”，总和生育率低于1.0。《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年》显示，从2006年到2015年，东北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0.21%，远不足全国同期水平0.5%，人口增长基本趋于停滞。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时表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随后引发关注。

 

　　昨晚，国家卫健委就答复再次作出说明，指出互联网上“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

　　尽管如此，东北地区的低生育率问题仍是一个公共议题。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如何逃脱低生育陷阱，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提前陷入生育陷阱

　　家住长春59岁的刘女士，越发觉得周围职业的老年化倾向。“我年轻的时候，很多岗位都是年轻人的，比如说商场营业员、公园售票员等。但我现在逛超市，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上世纪80年代刘女士毕业后到学校工作，学校里的职工大多是20来岁的小年轻。后来，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少。“尤其是我退休之前，2012年左右的时候，在我们单位打工的人几乎都是40岁左右的人了。”

　　在这次“东北率先探索放开生育限制”的话题进入公众视线之前，东北人口生育困境已浮出水面。

　　总和生育率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按照某年的生育水平或生育模式，平均每位妇女生育的子女数量。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要达到正常人口更替水平、保持上下两代之间人口的基本平稳，总和生育率一般要达到2.1，而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以下，有学者把它叫作生育陷阱。”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说。

　　来看东北地区的数据：2000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98、0.84和0.88，已低于1.0。十年后，2010年东北三省总和生育率进一步降为0.74、0.76和0.75，已经接近北京和上海两个直辖市的水平，在全国分列第3至5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北地区的人口问题不是两三年间才有的事情。“我们在关注东北经济振兴问题中发现，从改革开放以后，当地生育率就相对较低。”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为排头兵的东北老大哥，1949年城镇化率已达到21.27%，1995年东北地区城镇化率达到49.4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4个百分点。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人才到东北参与经济建设，所以东北人口素质在全国来看也比较高。人口学上讲，一个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越高，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意愿就越低。因此，在没实行严格控制生育政策时，东北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了。

　　也就是说，近几年开始成为公共话题的低生育率以及生育意愿的转变，东北地区早已有了切身体验。

　　“经济发展会让人们享受到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随着孩子养育成本上升，孩子的效用下降了。而在社会的发展下，女性受教育水平增高，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在学业及工作层面，因此生育意愿比较低。”姚引妹说。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她直言。

　　除却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对生育的自然“降温”，计划生育的国策则加速了东北地区向低生育率的转变。

　　宋丽敏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东北地区控制得比较严格。因为政策执行力度大，使很多人不敢违反生育政策，这又与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相关，“单位人”多，易于通过工作、身份等进行控制。

　　“城镇化越是发达的地区，职工比例越高，他们不仅享有劳动保障，而且在住宅、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享有较高的福利待遇，一旦因违反政策而遭受处罚，受到的经济损失更大，不仅要缴纳罚款，而且对其升职、加薪造成直接影响，甚至面临失业或被注销城市户口。”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侯力曾撰文指出，很少有城市职工愿意为多生育而承担违反政策这种高成本，从而使计划生育政策在东北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