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发展破解中国发展的教育密码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为打造技能强国注入生命力——

　　职教发展破解中国发展的教育密码

　　不久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金融学专业学生杨勇收到一笔国家奖学金，成为该校1200余名云南建档立卡贫困生里唯一的国奖获得者。他拿出500元给爸爸妈妈添置衣物，剩下的奖金存了起来，“未来参加专升本考试、考证、实习都能用得上”。

　　杨勇的家乡远在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偏远的山区，父母务农。早些年杨勇患了病，家里筹钱给他做手术，找亲戚借了不少钱。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原可以在云南就读二本院校，但心疼父母年纪大，哥哥还在读书，杨勇动了辍学打工的念头。结果，高中班主任打电话告诉他高职扩招的消息，建议他去试试。  

　　自此，杨勇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两年里，他早上6点到教室读书、学英语；寝室桌子上贴满了今日计划表，完成一项就撕掉一张。高耸的大厦、奔驰的地铁、涌动的人潮，“像是来到另一个世界”，杨勇从未想过自己能走出大山，来深圳求学。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杨勇一样，通过插上“技能”的翅膀飞出大山、飞向更广阔的天地。

　　从扫盲运动开始，教育就在为提高中国人口综合素质作出各种努力。在这其中，职业教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使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也使一代代青年的命运，因为读书而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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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手起家，建起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洋火、洋布、洋灰……这些带有“洋”字的词语记录着中国曾经薄弱的工业基础，也展示出那时我国技能人才的缺口之大、需求之迫切。

　　1953年，我国颁布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实施期间，仅工业、运输业和地质勘探等方面就需要技术人员30万人，而已有技术人员包括见习技术员仅14.8万人，缺口达15万人；当时的工科院校和工程技术系科每年仅能招收新生1.6万人，整个“一五”计划期间，只能向国家输送不到5万名毕业生，不足当时工业建设实际需要的25%。

　　于是，自上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开始工业化进程。为了快速填补人才缺口，国家把重心放在培养周期短、人才实用性强的中等职业教育上。中央和地方的工业、交通、农林、财贸等国民经济主管部门，创办了一批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培养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劳动部门所属的企业建立技工学校，培养面向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经过几年的建设，一批近代中国所没有的中等地质、矿业、电机电器、铁路交通等学校建立起来。

　　1958年，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半工半读”学校率先在天津国棉一厂出现。这种“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的模式，在城市和乡村广泛开展。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方式让更多人有了受教育、学技能的机会，扩大了职业教育的覆盖面。

　　努力初见成果，到1965年，我国已有中等职业学校7294所，在校生126.65万人，占当时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53.2%。

　　1978年，就在改革开放之年，职业教育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点。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职业教育体系还未有雏形。1978年，普通高中在校学生数1553万人，而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人数仅有212万人，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未明确建立。

　　经济发展迅猛，社会技术技能型人才短缺，传统的高等专科教育无法完全满足社会改革发展需求。要培养高技能型人才，中国职业教育该不该办？如何办？

　　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同时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逐步建立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体系。”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公布实施，我国职业教育从此驶入依法治教的航道。职教法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规定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基本内涵、体系框架、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集中反映了职业教育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经验成果，进一步确立了职业教育作为国家一种基本教育制度的地位，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保障。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一大批具有必要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和农村急需的专门人才。”此后短短十几年，我国高等职业学校的数量从几十所增加到1400余所。